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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P假象:附加价值vs.佔有价值

2020-08-14

责任主编:陈韦纶、张心华

【作者简介】John Smith于伦敦的金斯顿大学(Kingston University)教授政治经济学、人权与种族灭绝研究。他探讨帝国主义与全球化的新书将由「每月评论出版社」(Monthly Review Press)发行。

【译者】胡清雅(交大社会与文化研究所博士生)、黄诗凯(政大传播学院博士生)、陈诗婷(绿色公民行动联盟执行秘书)、陈韦纶(记者)

【校定】周世瑀(特约撰稿人)、陈信行(世新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副教授)

【导读】经济发展的「上」与「下」 「GDP假象:附加价值vs.佔有价值」导读

本译文不得做商业使用;原文版权为《Monthly Review》所有。

引言

「GDP(Gross Domestic Product,国内生产毛额)假象」是由标準经济数据建构与解读的缺陷所引起的认知错误。它的主要癥候是系统性地低估南方国家低工资工人对于全球财富的实际贡献,同时过分高估美国与其它帝国主义国家的国内生产毛额。这些缺陷与扭曲的认知来自于经济学中的价格(price)、价值(value)与附加价值(value added)等新古典主义概念。这些概念影响了GDP、贸易与生产力统计的计算及理解方式。结果是GDP、生产力统计以及贸易的原始数据看似客观、无偏见,实则不然。对于全球经济中价值与利润的来源,标準的GDP计算方式所隐讳的部分远比其所能揭露的部分还多。

iPhone、T恤与一杯咖啡这三个典型的「全球商品」可以用以说明上述主张;这三种商品的差异可以用来凸显它们之间的共同性、同时也是全球化生产过程的所有产品的共同性。除了经济学数据之外,所有的资料与经验均指出:在长工时、辛苦、低工资的状况下生产它们的商品的工人们,对苹果公司与其它西方企业的利润有显着的贡献。然而经济学数据却丝毫未反映这些贡献。相反地,这些商品在销售中所实现大部分价值,以及所有苹果与星巴克从这些商品中获得的利润,看来彷彿源自于消费了这些商品的国家。这三个全球商品依次代表了资本主义生产中更广泛的转型。

经济学统计数据以及对于这些数据的标準诠释也掩盖了北方企业与南方生产者之间的剥削关係。这种剥削关係并未完全绝迹,而是表现为在全球政治经济标準叙述里头充斥的悖谬之论与异常现象。这些悖谬之论与异常像是扭曲镜头上的斑点,提醒观察者镜头的存在,因此有必要去指认并定性这个扭曲的特徵,从而让我们得以看到世界的原貌。这个扭曲就是将佔有价值(value captured)误称为附加价值(value added) 。

第一部份(案例研究):富士康工人对于苹果和戴尔的利润贡献了什幺?

在中国深圳组装戴尔的笔记型电脑和苹果的智慧型手机的30万名富士康工人──以及几千万名在其它低工资国家里,为西方市场製造便宜的半成品与消费的工人们──对于戴尔、苹果和其它西方企业龙头的利润贡献了什幺?又对提供了店面、销售这些物品的服务业公司的利润贡献了什幺?从GDP、贸易、与财务流动的统计,以及主流经济学理论的角度来看,上述问题的答案,是零。苹果并不拥有那些在中国、马来西亚或是其它国家中製造与组装它的产品的生产设施。相较于以前象徵着跨国企业特徵的企业内部(in-house)的外人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1],苹果的「一臂之遥的供应商」(arm’s length suppliers)[2]并不会产生苹果公司帐面上的年度境外汇入利润。经济学统计数据的标準诠释──这些数据全部都是记录市场交易的结果──假设了每个美国或中国企业在iPhone最终售价中所佔有的份额与每个美国或中国企业咸信贡献出来的附加价值雷同。这些数据无法显示攸关苹果与它众多供应商之间的利润分配的跨国利润流动或是价值移转。苹果的利润中唯一看似来自中国的,似乎只有在中国所售出的苹果产品的获利而已。根据这些经济统计数据的标準诠释,就如同马克思言道,商品的价值「似乎并不是单纯在流通中实现,而是从流通中产生出来的。」[3] 从而,那些源自于中国与其它低工资工人、维持着北方的企业利润与国家繁荣的财富流动,在经济学数据和经济学者的脑中就转化成了无形的 。

苹果、戴尔、摩托罗拉和其它欧美、南韩和日本企业的产品,是由台湾的鸿海精密工业的子公司──富士康所配装。根据《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的报导:「全世界约40%的消费性电子产品」是由富士康的一百万名工人所配装完成。[4]富士康位于中国南方深圳、涵盖14座工厂的园区,以其庞大的规模和2010年的一连串工人自杀潮着称。那一年,富士康深圳厂的员工人数达到43万人的高峰,目前正因生产线迁移到中国国内的其它地方而下降。2012年1月,鸿海董事长郭台铭在参观台北(木栅)动物园时的发言引起一片譁然,他说道:「人也是动物,每天管理一百多万头动物,让他「头痛得要死」。」郭台铭随后向动物园长请教如何管理他的「动物」。台湾《英文旺报》(Want China Times)评论道:「郭的用字遣词应该更加谨慎,……许多中国工人很可能会同意,他们在(富士康位于中国的巨大厂区里)的工作和生活中,受到如同动物一般的待遇。」[5]

iPods和iPhones

iPhone和苹果的其它相关产品是典型的「全球商品」,这些全球商品是如编舞一般地整合了位在世界各洲的工人们各式各样的具体劳动的成果。每一个手持装置都包含当代全球资本主义的社会关係,检视谁製造这些产品、以及谁从中获利,能够揭露许多事。其中最显着、也最重要的,是产品製造过程大规模地转移到低工资国家,以及相对应的,北美、欧洲及日本的企业与政府,日益依赖由这些低工资国家的活劳动牟取暴利。

2007年,格雷格‧林顿(Greg Linden)、杰森‧德瑞克(Jason Dedrick)和肯尼斯‧克雷莫(Kenneth Kraemer)共同发表了一篇针对iPod的研究报告特别重要,因为它指出了近来其它许多有关iPhone的研究中缺漏的两件事。第一、这篇报告量化了参与iPod的设计、製造、运输和贩售的活劳动;第二、报告并指出这群形形色色工人之间的巨大工资差异。[6]

2006年,容量30Gb的iPod的零售价是299美元,但是生产过程全在海外进行的iPod,成本只有144.4美元,因此,每台iPod的毛利润率高达52%。林顿、德瑞克和克雷莫所称的「毛利润」,即扣除成本后剩下的154.6元,则由苹果、其零售商、批发商以及政府(透过对销售、利润和工资课税)瓜分。这些毛利润的总额──也就是商品售价的52%──被看作是完全在美国境内所创造的附加价值,也算进美国的GDP里。他们并发现,「以2006年来说,iPod和它的零件生产为全世界提供 41,000份工作,其中约有27,000份工作是在美国境外,剩下的14,000份工作位于美国。海外工作大多是低工资的製造部门,然而美国境内的工作则较为平均地被分为高工资工程师与经理、和低工资的零售工人与非专业工人。[7]

在美国境内的13,920份工作中,只有30个是生产工人(年平均工资47,640美元);7,789名是「零售或非专业性」工人(年平均工资25,580美元);其余6,101名则是「专业」工人,即经理与负责研发的工程师。最后这部分人员取得的报酬是美国所有从事iPod相关活动者总工资的2/3,他们的年平均工资为85,000美元。另一方面,12,250名中国生产工人的得到的平均年工资只有1,540美元、即週工资30美元,相当于美国iPod零售工人平均年工资的6%、美国iPod生产工人的3.2%、美国领月薪的专业工人的1.8%。[8][9]儘管在美国与中国两地从事iPod相关劳动的人数接近,但是两地工人的总工资却是:美国7.19亿美元、中国1,900万美元。

亚洲开发银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在2010年曾发表一篇针对苹果最新产品的研究报告,揭露了更可观的价差。报告提到:「2007年,iPhone热闹地在美国推出,2007年在美国境内卖出约300万台,2008年卖出530万台,2009年又卖出1,130万台。」每支iPhone的总製造成本是178.96美元,售价为500美元,毛利率64% ,这些毛利由苹果公司、其批发商和美国政府所瓜分,而这些毛利都被视为在美国境内生产出来的「附加价值」。这篇报告的重点在于iPhone生产对于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的影响,报告指出「大部分被算为由iPhone所产生的出口价值与贸易逆差,都归因于从第三地进口的零组件。」然而,报告提到:中国工人「对每支iPhone的贡献只有6.5美元, 占製造成本的3.6%。」[10]因此,超过96%的外销金额是由在第三国加工製造后出口的零组件所构成,却一律被算作是由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但并不会被算进中国的GDP里。报告作者没有详细调查这些毛利是如何由苹果公司、其经销商、和美国政府所瓜分,却也无法不议论这些获利之大。报告指出,如果「市场竞争激烈,预期利润率应远低于此,……激增的销售量和高获利率说明了苹果维持着一个相对垄断的地位,……,驱使苹果将所有iPhone的组装都在中国完成的,是对该公司对利益最大化的追求,而非竞争。」 [11]

这个现象使得亚洲开发银行研究人员假想一个苹果将iPhone装配线移往美国的情境。他们假设美国工资比中国高出10倍,而这些假设的美国装配工,工作强度与现实中的富士康工人一样,计算出「如果iPhone在美国组装,全部组装成本将(从在中国组装的6.5美元)上升至65美元,但仍留给苹果50%的利润率」[12],研究人员并且呼吁苹果表现些「企业社会责任」:让出「其利润中的一小块来与低技术的美国工人分享。」[13]或许他们不如顺便建议苹果把它的1,100亿美元现金存底拿来与富士康工人们分享,以提高中国经济亟需的消费需求。

苹果的iPhone以夸张和极端的形式展示了一般趋势与基本关係。2010年鸿海获利24亿美元,相当于每位员工2,400美元,相较之下,苹果以它的63,000名员工(其中43,000名在美国)所佔有的利润,相当于每人每年26.3万美元;这个数字在2012年时预计将上升至40万5千美元。,以股价来算的鸿海市值为369亿美元;同时,名下没有任何工厂的苹果,市值为3,243亿美元。[14]嗣后苹果的股价在当年持续攀高,它的市值几乎成倍成长高达将近6千亿美元,取代艾克森美孚石油(Exxon)成为世界最有价值的企业。进一步提高它的股价的因素之一是:苹果因为无法为其现金找到具生产性的用途,而累积了1,100亿美元的现金存底。

在苹果获利与股价上升的同时, 正如同一篇研究所言的《装配商惨况与品牌财富间的矛盾》,鸿海的获利与股价却腹背受敌:一边是为了因应日益升高的工人抗争而上涨的中国工资,另一边是苹果(与其它企业)因产品複杂度提升、 及组装时间增加所致的 、 日益繁重的契约要求。[15]虽然苹果的股价从2005年开始翻涨了10倍,但是鸿海的股价在2006年10月至2011年1月间却下跌了将近80%。2011年8月,《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报导指出:「鸿海每个员工的劳动成本(是)以每年1/3的速率逐年成长至将近2,900美元。整体人事成本共计2.72亿美元──几乎是净利的两倍……,大陆工资的上涨更将这个全球最大的电子设备代工製造商的集团总营业利润率(consolidated operating margin),从10年前的4%至5% 压缩到现在的1%至2%。[16]

为了寻找更廉价的劳工,并且降低对深圳日益噪动的劳动力之依赖,《金融时报》专栏作家邝彦晖(Robing Kwong)报导指出,鸿海已大举投资将生产线从中国沿海地区移至更内陆的地方,并且提高工厂的自动化程度。结果使得鸿海在去年原本微薄的利润率更进一步地缩水。」[17]迅速上涨的工资、沉重的资本支出、苹果等企业不断要求降低成本,这些加起来已经够坏了,最糟糕的却是鸿海与中国的主要出口市场还陷入了长期疲软。邝彦晖结论道:「不难看出为什幺郭台铭现在,在兴建了这些内陆工厂后,最不乐意看到的就是消费需求的放缓。」 [18]

T恤

iPhone眩目的複杂度以及偶像级的品牌地位,使得观察者不容易察觉它背后社会与经济关係中的剥削和帝国主义特徵。然而,在各式各样的消费性商品身上,我们都可以看到相同的基本关係。以廉价T恤为例,东尼‧诺菲德(Tony Norfield) 在其《中国价格的真正意涵》(What the ‘Chinese Price’ Really Means)一文中告诉我们一件在孟加拉生产的T恤,如何由瑞典零售商Hennes & Mauritzs(H&M)在德国以4.95欧元的价格卖出。H&M支付孟加拉製造商每件T恤1.35欧元,约最终售价的28%,其中0.4欧元用来支付从美国进口400克棉花原材料的价格;运送到德国汉堡的费用为0.06欧元。剩下的3.54欧元,在这件T恤被消费掉的德国,被算进德国的GDP。[19]这3.54欧元当中,2.05欧元为在德国运送、批发、零售和广告的费用(其中一部份通过各种赋税回到政府──财政收入),H&M每件T恤获利0.6欧元,德国政府佔有了0.79欧元的销售税(value added tax, VAT),另外0.16欧元为「其它项目」。[20][21]

因此,以诺菲德的话来说:「从最终价格而来的营收,一大部分以税收的方式给了政府,也给了各式各样的德国工人、企业主管、地主以及各种企业。便宜的T恤以及各种的进口商品,不但消费者负担得起,也是富裕国家政府与人民的重要收入来源。」

那家孟加拉工厂每天製造12.5万件T恤,一半卖给H&M,其余卖给西方国家的其它零售商。工厂里的工人85%是女性,每天仅赚取1.36欧元,却要值班10到12小时。每个工人操作的机器每小时生产250件T恤,换句话说,每製造18件T恤,一个工人才能赚得0.01欧元的工资。在孟加拉,像这样的製衣工厂共有4,500家、雇用超过350万名工人。根据诺菲德所说,他们的低工资可以部分地解释:

为什幺富裕国家可以有这幺多售货员、货运司机、经理、主管、会计师与广告公司主管,他们有各种福利与其它津贴。孟加拉的工资率或许特别低,但是,从其它贫穷国家中,我们也可以成倍地看到这样的现象,而这些都指向同一个结论:对于较贫穷国家工人的压迫,是富裕国家许多人的直接经济利益来源。 [22]

一杯咖啡

放入第三个典型全球商品──一杯咖啡──我们对于GDP假象的理解就更加完整了。在你阅读这篇文章的时候,也许手中也握着一杯咖啡,千万别将咖啡洒到你的T恤或智慧型手机上!咖啡与其它主要的国际农业贸易商品一个显着的不同是:除了少量种植在夏威夷外,帝国主义国家并没有种植咖啡。因此,咖啡不像棉花或是蔗糖,受到扭曲贸易的农业补贴之影响。然而,与其它第一级产业商品生产者相比,咖啡农的遭遇用「糟糕」还不足以形容。世界上大部份的咖啡由小规模的家庭农场种植,提供了世界上2,500万名咖啡农与他们的家人的生计,然而主导全球咖啡交易的只有两间美国与两间欧洲企业──莎莉集团(Sara Lee)、卡夫特(Kraft)、雀巢(Nestlé)以及宝侨家品(Procter & Gamble)。这些种植并收穫咖啡的农民,获得的报酬却不到最终零售价的2%。[23]根据国际咖啡组织(the International Coffee Organization)的统计,在2009年,烘培、行销、贩售咖啡为9个最重要的咖啡输入国家增加了310亿美元的GDP,是当年所有咖啡生产出口国家出口收入总额加起来的2倍以上。

和其它全球商品一样,一杯咖啡价格中被算作是附加价值的部分,在饮用咖啡的国家随着时间持续上升。英国是─个最惊人的例子。从1975年到1989年间,英国咖啡输入的价格平均占零售价格的43%;在2000年到2009年却只有14%。[24]

如同经济学者与会计师们认为苹果的获利没有任何一分来自中国工人,H&M的帐目结余上,也绝不会列入源自于被超级剥削的孟加拉工人的贡献,星巴克(Starbucks)与尼禄咖啡(Caffè Nero)之所以获利,看来似乎是因为它们自己的行销、打造品牌与零售的天才,没有任何一分钱可被追溯至那些徒手採摘「新鲜浆果」的贫穷咖啡农们。在这三个典型全球商品的案例中,毛利润,也就是生产成本与零售价格两者间的差额,都超过50%以上,不仅夸大了北方企业的利润,也夸大了这些国家的GDP。 [25]

不只是中国

我们可以在此做个小结,审视以智慧型手机、T恤与一杯咖啡所概括的这种更大範围的转型。中国惊人地窜升为主要製造品出口国已经广为人知。然而,40个人口总计为中国人口两倍的「新兴国家」,在1990年到2004年间,製造品出口的比重也占整体出口成长的至少50%以上。[26]在这40个国家中的23个国家──总人口占全球南方国家总人口的76%,更有8个国家名列人口最多的南方国家的前10名──在2004年的统计中,超过一半的出口金额来自製造品出口。此外,许多其它更小的国家也已经勇敢地将自己国家的经济转型为加工出口导向,设置对本国经济产生强大扭曲性影响的加工出口区。南方国家的工业发展的分布虽然非常不均衡、却很广泛,从加工出口区的持续扩散可见一斑。在这类统计数据可得的最后一年,2006年,超过6,300万名工人(绝大多数是女性)在130个国家境内的2,700个加工出口区(export processing zones,EPZs)工作[27],生产销往全球三大经济体市场的商品,这个人数是10年之前的3倍之多。[28]

藉由切断亿万农民与土地的连带、以及打破千万工人在民族工业中有保障的职位,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解放」了他们的劳动力,刺激了在南方国家之中所形成的一个巨大、可受超级剥削的劳动力供给池的扩张。美国、欧洲和日本企业积极地因应此一情势,以巨大的规模将生产移到低工资国家,无论是透过外人直接投资或是通过「一臂之遥的独立供应商」的外包契约。结果,外包现象改造了帝国主义经济体,使得工业生产佔GDP的比重加速下滑。最重要的是,它已经改造了全球的工人阶级:在短短30年内,南方工业就业人数,从之前与「工业化国家」的工业就业人数大约相当,变为今日占全球总工业就业人数的80%。根据盖瑞‧杰勒菲(Gary Gereffi)所言,「当代全球化之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特徵是:现在在许多全球价值链中,有极大规模、且持续增加的劳动力,位处于发展中经济体内。简单地说,世界大部分工业生产的重心,已经从全球经济的北方转移到南方。」[29]

如2004年《每月评论》(Monthly Review)编辑所言,「多国籍资本于是得以利用全球性的不对称结构,使得各地劳动力供给池之间的竞争採取了更恶劣的形式,这些劳动者无法进行地理上的流动,因而无法结盟。」[30]这些「全球性不对称」的核心,正是对于劳动者跨越国境自由移动的压制,这种压制必须通过永久性地动员巨大的政治与军事力量来达成,而这种动员又形成了种族主义与民族压迫的更广泛的基础。这些都阻碍了各地劳动者们结盟为一个国际性的运动,并且与南方国家中戏剧性地增长的劳动力供给之间相互影响,造成了国际间工资差距的急遽扩大。各国工资的差距远超过其它(商品与服务的)全球市场中的价格差距。

北方与南方经济体之间陡峭的工资差距,提供北方资本家两种增加利润的不同途径:(1)通过把生产过程迁往低工资国家,扩大对于低工资劳动力的剥削;或是(2)通过在其「母国」超级剥削低工资的移民工人。国际货币基金(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IMF)在其2007年的《世界经济展望》(World Economic Outlook)中,将此二者相当準确地连结起来,提到了「通过进口和移民,先进经济体可以利用到全球性的劳动力供给池」,并同时观察到贸易「是(两者中)较为重要、且扩张较快的管道,主要是因为在很多国家中,移民仍然受到高度的限制。」[31]摩根‧史坦利(Morgan Stanley)的资深经济学者史蒂芬‧罗奇(Stephen Roach)异常犀利地聚焦到这股驱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力量,他指出:「在供给过剩的时代里,企业前所未有地缺乏制订价格的槓桿。因此,企业必须无情地追求新的效率,……,通过海外外包来榨取发展中国家里相对低工资的工人的产品,对于已开发经济体中的企业,成为了一种越来越急迫的生存战术。」 [32]

不只是工资

虽然几十年来美国工资停滞、而中国工资上升,在依购买平价(purchasing power parity,PPP)调整后,美中之间的工资差距比率仍然很大。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资料所作出的一项研究估计,在2009年,这个比例约为16比1;但若依照现行汇率来比较,两国工资差距旋即升高到37比1──这是美国、欧洲以及日本企业衡量是否要外包其生产时真正重要的因素。[33]在中国不同区域之间、在移民工与城镇工人之间、国营与私有企业之间,工资差距都非常巨大。这点和其它可能造成数据失真的因素,都使得比较(美中两国工资)相当困难;此处所提出的比率,仅供参考。

但是,吸引这些唯利是图的西方企业的不仅是超低工资,还有工人的劳动弹性以及劳动强度。在《纽约时报》一篇被广泛引用的研究中,查理士.杜希格(Charles Duhigg)和凯斯.布拉德舍(Keith Bradsher)相当生动地描述了:

一个(苹果公司)前高阶主管,描述苹果公司如何在上架之前几星期之内,靠着中国工厂来大修iPhone的製程:苹果在最后一刻变更了iPhone的萤幕设计,使得生产线必须大改造。新萤幕在接近午夜时到达工厂。一个领班立刻叫醒了住在公司宿舍里的8千名工人,给每个员工一片饼乾与一杯茶,并带到各个工作站上。在半小时内,长达12小时的生产班次启动了,工人开始把玻璃萤幕装嵌到打了倒角的框上。在96个小时内,工厂开始每日製造出超过1万支iPhone。[34]

全球南方工人们的高度劳动弹性与劳动强度,使得我们不得不质疑「南方的低工资反映了南方的低生产力」的说法。当我们在考察工资差距时,同时考虑到劳动条件、工时长短、劳动强度、和「社会工资」[35]的付之阙如等因素,无可辩驳的事实是:中国、孟加拉、墨西哥等国内存在着远比美国、西班牙、德国等国内更高的剥削率。换句话说,相较于帝国主义国家内部的工人,中国、孟加拉、墨西哥工人赚取的工资远远小于他们所创造出来的财富。

第二部分:GDP的假象

在以上检视的三个全球商品的案例中,电子产品製造商(苹果)、零售业巨头(H&M)、以及咖啡连锁店(星巴克)都已经把生产的全部或大部分过程外包给独立供应商,并与这些业者维持着「一臂之遥」的契约关係。因此,他们与真正生产他们的产品的工人与农人之间的关係是间接的,这与外人直接投资的状况正好相反。在外人直接投资这种全球化的劳资关係中,从跨国企业的子公司到母公司的利润流至少是部分可见的,这在数据上显示为汇回母国的利润。相反地,从「一臂之遥」的供应商流向其北方客户的利润流则是无形的。因此,若依照经济数据和主流经济学理论,富士康和位于其它低工资国家的「一臂之遥」供应商所雇用的、为西方市场製造廉价半成品和消费品的工人,对于戴尔和苹果以及提供店面为它们贩售商品的服务业的利润毫无贡献。

许多人都听过麦卡托投影法(Mercator Projection),这个投影法将地球表面的三维空间,投影到二维的地图框架上;这种投影法大大夸张了了北方的面积、缩小了热带地区的面积。[36]而GDP和贸易流量的标準数据,产生了相似的效果:它忽视了南方对于全球财富的贡献,夸大了帝国主义国家的贡献。想要看清楚这种效果是如何发生的,请务必记住,虽然GDP 自我宣称是衡量「产品」的指标,GDP和贸易数据所测量的,仅只是市场交易的结果。市场是一个互换货币与所有权的世界,那里并不进行生产;生产发生在别的地方,在高墙之后、在私有物业之内、在生产过程中。价值是在生产过程里被创造出来,然后在市场上售出、变现、被佔有;它的存在先于其最后售出的价格,也独立于价格之外。然而,这些价值「好像都不只是在流通中实现,而且是从那里发生」[37]──这个假象产生了经济数据的标準诠释底下的核心谬误:价值与价格的混淆。本文稍后会回到这一点;在此,只需要注意到,我们在分析全球经济时不可能不引用GDP和贸易数据,然而每当我们不经批判地引用这些数据时,我们就打开了通往这些数据所投射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核心谬论的大门。想要分析全球经济,我们必须先净化这些数据,或者,净化我们用来分析它们的概念。

GDP:一些悖谬之论与异常现象

在提出我们可用来推翻对GDP与贸易数据之标準解读的理论基础之前,我们必须先看看一些悖谬之论与异常现象,这些现象使得这种根本性的决裂势在必行。如同我们在三个全球商品的案例中所看到的,当消费者买了一个电子装置、一件衣服、或是一份进口食物的时候,最终售价中只有一小部分会出现在生产这些商品的国家的GDP中,而更大一部分的则显示在此商品被消费掉的国家的GDP中。只有经济学家才会认为这个现象没什幺不对劲!

由GDP统计所产生的、更令人讶异的悖谬之论之一是这样的:2007年百慕达是人均GDP 最高的国家,也就是说,百慕达的国民应该是世界上生产力最高的人。2001年9月(纽约的)世界贸易中心遭摧毁后,对沖基金需要一个新家,那时,这个避税天堂就超过卢森堡,成为它们的首选。嗣后,卡翠娜飓风再给百慕达打了一剂强心针:它引起了全球保险费用的上升,使得热钱涌入全世界的再保险行业,而百慕达就是再保险业最重要的中心之一。虽然名列世界上生产力最高的国家之一,现实里,百慕达境内唯一的生产性活动,几乎就只是海滩酒吧的鸡尾酒调酒以及其它高档的旅游服务。[38]

同时,距离百慕达南南西方1,600公里的另一个岛国──多明尼加共和国,则有15万4千名工人在57个加工出口区里辛苦赚取微薄的工资,主要为了北美市场生产鞋子和衣服[39]。它的人均GDP,如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约只有百慕达的8%,以市场汇率计算则是3%。在中央情报局2007年出版的《世界概况》(World Factbook)的全球各国人均GDP比较表里,多明尼加落后百慕达97个名次。然而,百慕达或是多明尼加,究竟那个国家对全球财富的贡献比较多?

百慕达与多明尼加共和国间的比较是一个特殊案例,逼着我们去承认百慕达所「输出」 的「金融服务」是一些非生产性活动,包括聚敛挪移在多明尼加共和国等南方国家内所生产的财富。如果「人均GDP」当真是评估对沖基金交易员与加勒比海製鞋厂里的工人、究竟谁对社会财富实质贡献比较多的有效度量衡,那幺这两国的相对位置当然应该对调过来。

我们可以思考一个有趣的悖谬之论,以进一步看穿GDP假象:当多明尼加的雇主,因为与中国和其它製造鞋袜的国家激烈争夺沃尔玛(Wal-Mart)和Top Shop的货架位置,而不得不降低工资时,会发生甚幺呢?假设这个加剧的竞争起因于中国较低的工资,而不是更先进的生产技术(换句话说,假设製造这些商品所需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不变),较低的实质工资意味着剥削率的上升与更高的剩余价值率。鞋子价格的下降,表示因提高对製鞋工人的剥削而增加的剩余价值,只有一部份会表现在雇主的利润上。其余的部分,则进入总剩余价值中(由形形色色的资本所瓜分、支撑着它们的利润),也贡献给消费者,支撑着它们的消费水平。

多明尼加共和国实质工资的减少因此意味着:活劳动成为剩余价值及利润更重要的来源。然而GDP与贸易数据却引导我们得到完全相反的结论:多明尼加实际工资的降低,容许出口产品的价格降低,从而,表面上,多明尼加共和国对于全球财富与利润的贡献也下降了。对于多明尼加T恤工人生产力的测量也是如此。产出所得的价格的下跌、直接被解读为人均附加价值──生产力的标準度量衡──的降低。这些工人和先前一样製造同样数量的鞋子、挣得更少的钱,使得他们,对资本来说,更具生产力。然而,附加价值数据却显示出生产力滑落。因此,「劳动生产力」的统计数据也如同GDP与贸易数据一样遭到汙染了。

确实,了解全球资本主义的关键在于根究「劳动生产力」原为何意、以及我们如何衡量它。经济学家与统计学家藉由计算人均附加价值来量化劳动生产力,但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起点截然不同:主流的生产力概念奠基于价格与价值的混淆,因此抹灭了两者间的複杂关係,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来说,「生产力」是一组矛盾统一体,体现了马克思最伟大的发现之一,「按不同情况表现为使用价值或交换价值的劳动的二重性」。[40]

「附加价值」──还是「佔有价值」?

这里讨论的悖谬之论,以及前文所分析的三个全球商品,提醒我们:不经批判地接受贸易与GDP数据,就会导致扭曲帝国主义国家与南方国家对全球财富的相对贡献。要了解原因,我们必须更仔细地检视GDP;GDP基本上就是一个国家内所有企业产生的「附加价值」的总和。因此,GDP的关键是附加价值。附加价值的定义是:买进所有投入的价格和卖出所有产出所得的价格之间的差额。[41]根据这个新古典主义的核心概念,产出价格超出投入价格的总量自动地、而且恰恰好等于某个企业在它自己的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价值,此外(价值)无法流入其它企业、或是遭其它企业佔有。从新古典主义的镜头中看去,生产过程不仅是一个黑箱,在这裏面我们所能知道的只有支付投入要素的价格以及从产出获得的价格;它也同时是个严密固封起来的箱子、不会与其它黑箱相通:也就是说,价值不会由于为利润的竞争,而在企业间转移或重分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拒绝新古典主义这个荒诞的假设,并且进一步提出截然不同的概念:附加价值就是佔有价值。附加价值测量的是整个经济体的总附加价值之中,特定企业所佔有的份额;这与该企业之内雇用的活劳动所生产出来的价值量并无对应关係。事实上,马克思的价值理论认为:许多被视为创造附加价值的企业,实际上从事的是非生产性活动,例如金融或行政管理,而这些非生产性活动根本没有创造任何价值。

GDP常受人批评在计算「国内产值」时没有算进「外部成本」:例如,汙染、非再生资源的耗竭、传统社会的崩坏等等;此外,GDP的计算也把商品经济之外的生产活动,特别是家户劳动,排除在其「生产界线」之外。然而,GDP这个概念从未在它宣称要测量的东西上被系统性地批判,连马克思主义者与其他非主流批判者也没有做过这种批判。部份原因可能是边际学派与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理论在一个点上不谋而合: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理论揭示了:商品贩售所得到的价格与商品生产中所创造的价值之间,有着系统性的偏离,然而,在总体的层次上,这些个别的差异互相抵销,在总体中,总价值的确等于总价格。 [42]

如果,在一个国家经济体内,一间企业(即一个生产过程)所生产出的价值能够被简括为用来支付其它 企业所生产的商品的价格[43],那幺,无庸置疑,尤其是在全球化生产的时代里,同样的过程也发生在位于不同国家、不同大陆的企业之间。换句话说,如同大卫‧哈维(David Harvey)曾经推断:「剩余价值生产的地理分布,(也许)会不同于剩余价值分配的地理分布。」[44]在这一点上,GDP 更为离谱,从一个国家的产品的客观的、大体上準确的近似值(事实上,GDP从来没能达这种近似),变成掩盖真相的面纱,遮掩了北方资本与南方活劳动的关係里、日益严重的寄生性和剥削性──换句话说,全球资本主义经济的帝国主义性质。

结论

《金融时报》专栏作家吉莲‧邰帝(Gillian Tett)在评论亚洲开发银行的研究报告时说道:「经济学家面临了严峻的挑战。过去,他们通常透过观察物品在哪里「製造」,来计算一个经济体的产出;但是一支iPhone(或是一套义大利西装、一个美国娃娃)的「价值」应该计算到哪个国家的名下?在企业可以把利润四处转移的今日世界,真正的「产出」源自何方?」[45]然而,真正的问题不只是「真正的产出」从何而来,还有它流向哪里、谁创造了这些财富、以及谁支配了这些财富。

GDP假象至少部分地解释了为什幺(经济学的)主导性典範(dominant paradigm)把南方国家视为边缘、把它们对全球财富的贡献视为次要──仅管从南方矿场、种植园与血汗工厂出来的产品无所不在;仅管南方国家的活劳动为我们生产了绝大部分的衣服、电子装置、餐桌上的花、冰箱里的食品、甚至冰箱本身。

一个国家内的工人所享有的GDP的份额,与该国普遍存在的剥削率之间,并不是直接的关係,因为帝国主义国家一大部分的「GDP」代表的其实是剥削南方工人所得到的收益。

前面提到的三个全球商品的案例揭示:生产的全球化同时也是资本/劳动关係的全球化。这个巨大改变的主要动力来自于资本永无止境的、对低工资和高剥削率的追求。它的主要结果是帝国主义国家内的资本家以及资本主义经济日益依赖于对全球南方的自然资源与活劳动的剥削压榨的所得。[46]帝国主义的世界划分曾经是资本主义的前提,现在则成为了资本主义的内在因素。因此,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代表着资本主义已经完全发展成为帝国主义形式。

最后,本文所概述的对于这些概念与统计的批判,对于理解全球性危机很重要。这次的全球危机只有在形式和表象上是「金融」危机。 它标示着系统性危机的重现,跨国外包曾经是对这个危机的一种回应。把高工资的本国劳动力替换成低工资的南方工人,曾经为美、欧、日各国支撑了利润和消费水平,并降低通货膨胀。外包,连同扩张债务,对于帝国主义经济体逃离1970年代的危机,曾经起过关键作用。更重要的是,在很多方面上,外包与系统性危机的重返息息相关。把对于全球危机的分析聚焦在生产领域上,这是许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所致力目标。要达到这样的分析,就需要看清楚在过去30年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下,生产领域所发生的巨大转型。而此一任务要求我们去破除GDP假象。

【注释】[1] 译注:例如着名的RCA桃园厂,在1970到1992年间是美商RCA公司直接投资、营运的一项「外人直接投资」。[back][2] 译注:或曰「直接供应商」,对比于1970、80年代盛行的跨国外包模式中、透过贸易商採购的「间接供应商」,如当时台湾数万家生产外销成衣、鞋类、玩具与家用品的中小企业。[back][3]马克思,《资本论》,郭大力与王亚南译,第三卷第48章,收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35页。[back][4]Charles Duhigg and Keith Bradsher, “How U.S. Lost Out on iPhone Work,” New York Times, January 21, 2012,http://nytimes.com.[back][5]“Foxconn Chairman Likens His Workforce to Animals,” Want China Times, January 21, 2012, http://wantchinatimes.com.[back][6]Greg Linden, Kenneth L. Kraemer, and Jason Dedrick, Who Captures Value in a Global Innovation System? The Case of Apple’s iPod, Personal Computing Industry Center, UC Irvine, June 2007, http://signallake.com, 7.[back][7]Greg Linden, Jason Dedrick, and Kenneth L. Kraemer, Innovation and Job Creation in a Global Economy: The Case of Apple’s iPod, Personal Computing Industry Center, UC Irvine, January 2009, http://pcic.merage.uci.edu, 2.[back][8]译注:美国劳动力市场惯例,把工作职位分为两种:以时薪计(waged)、和以月薪计(salaried),前者多半为体力劳动者,每週领一次工资,包括各种津贴。后者多半为经理、工程师等脑力劳动者,月领薪资,可能外加年度奖金。20世纪美国的工会运动的主体是「以时薪计」的工人,如果有工会团体协约,则受其保障。以月薪计者以前多半被认为代表资方职能,不能加入工会、不受团体协约保障。[back][9]分配随之而来的利润使人联想到列宁在1907年曾写道:「英国的资产阶级,举例而言,从数以百万计的印度及其它殖民地人口身上谋利超过了从英国工人身上谋利。在特定国家,这为无产阶级染上殖民沙文主义提供了物质及经济基础。」V.I. Lenin, “The International Socialist Congress in Stuttgart,” http://marxists.org .[back][10]Yuqing Xing and Neal Detert, How the iPhone Widens the United States Trade Deficit with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DBI Working Paper Series No. 257, December 2010 (revised May 2011), http://adbi.org, 4–5.[back][11]同上[back][12]同上[back][13]同上[back][14]Source for Hon Hai and Apple’s profits is “The World’s Biggest Public Companies,” Forbes, April 2012, http://forbes.com.[back][15] Julie Froud, et. al., Apple Business Model—Financialization Across the Pacific, CRESC Working Paper No. 111, April 2012, http://cresc.ac.uk , 20.[back][16]Lex, “Hon Hai / Foxconn: wage slaves,” Financial Times, August 30, 2011, http://ft.com.[back][17]Robin Kwong, “Hon Hai Bracing for Recession,” Beyond Brics (Financial Times blog), January 10, 2012, http://blogs.ft.com.[back][18]同上[back][19]译按:4.95 – 1.35 – 0.06=3.54欧元[back][20]译按:2.05 + 0.6 + 0.79 + 0.16 = 3.6,可能是将前述0.06欧元跨国运费含括在内[back][21]Tony Norfield, “What the ‘China Price’ Really Means,” June 4, 2011, http://economicsofimperialism.blogspot.com. His source for this data is “Das Welthemd” [“The World Shirt”], December 17, 2010, http://zeit.de.[back][22]同上[back][23]Karen St Jean-Kufuor, Coffee Value Chain, 2002, http://maketradefair.com.[back][24]Denis Seudieu, Coffee Value Chain in Selected Importing Countries, International Coffee Council, March 2011, http://dev.ico.org . 这九个咖啡进口国是法国、德国、义大利、日本、荷兰、西班牙、瑞典、英国和美国。[back][25]Galina Hale与 Bart Hobijn 估计「平均来说,花在购买标示着「中国製造」的产品的钱,每一美元就有55分支付了美国本地所生产的服务。见: “The U.S. Content of ‘Made in China’,” FRBSF Economic Letter,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an Francisco, August 8, 2011, http://frbsf.org.[back][26]这23国是阿根廷、孟加拉、巴西、中国(包括香港)、埃及、印度、印尼、马来西亚、马尔他、 模里西斯 (Mauritius)、墨西哥、摩洛哥、巴基斯坦、菲律宾、新加坡、南非、南韩、斯里兰卡、台湾、泰国、突尼西亚、土耳其与越南。 见 Table 4.4 “Structure of Merchandise Exports” in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2006 (Washington, DC: Development Data Center, World Bank, 2006), http://books.google.co.uk.[back][27]国际劳工组织的报告表示:「在绝大多数特区中,绝大多数的工人为女性,在一些特区中,女性的比例高达90%。」 Employment and Social Policy in Respect of Export Processing Zones (EPZs) (ILO: Geneva, March 2003), http://ilo.org, 6.[back][28]相较来看,三大经济体总共雇用了1亿5千万产业工人。See “EPZ Employment Statistics” in Jean-Pierre Singa Boyenge, ILO Database on Export Processing Zones (Revised), Sectoral Activities Programme Working Paper WP.251, April 2007, http://ilo.org, 1.[back][29]Gary Gereffi, The New Offshoring of Jobs and Global Development, ILO Social Policy Lectures (Geneva: ILO Publications, 2006), 5.[back][30] John Bellamy Foster, Harry Magdoff, and Robert W. McChesney, “The Stagnation of Employment,” Monthly Review 55, no. 11 (April 2004): 11.[back][31] 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2007—Spillovers and Cycles in the Global Economy,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ashington, D.C, 2007, http://imf.org, 180.[back][32]Stephen Roach, Outsourcing, Protectionism, and the Global Labor Arbitrage, Morgan Stanley Special Economic Study, November 11, 2003, http://neogroup.com, 5–6.[back][33]Álvaro J. de Regil, “A Comparative Approximation into China’s Living-Wage Gap,” June 2010, http://jussemper.org. 我们有理由确信中国官方的实质工资数据夸大了中国的实质工资与实质工资成长。国际劳工组织表示:中国官方数据大致上反映的是国有企业的状况,然而,私有部门的工资增长(以及工资水平)远低于国有部门。私有企业雇用了绝大多数的移民工。见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 Global Wage Report 2010/11: Wage Policies in Times of Crisis (Geneva: ILO, 2010) http://ilo.org, 3–4. 另外,在中国和其他国家的数据中,平均工资和平均工资增长掩盖了急速增长的工资不平等,把最高工资受雇者(包括经理等)快速上升的工资与中、低阶受雇者的工资平均,从而夸大了后者的工资和工资增长。最后,食物、燃料和其他基本必需品的价格增长得比总体通货膨胀率快,支付这些必需品占工人收入的比例远高于占中产阶级收入的比例。不算进这些因素,就会使得实质工资显得比实际上要高。[back][34]Duhigg and Bradsher, Ibid.[back][35]译注:「社会工资」(social wage)为近年来欧洲社会福利倡议者的主张,指社会每一成员应享有的──而不仅仅是僱佣劳动者以工资的形式取得的──公办医疗、教育、住房等基本服务。[back][36]译注:在用麦卡托投影法绘製的世界地图上,愈靠南北极的陆块,面积显得愈大。例如,,格陵兰的面积看起来跟非洲一样大。事实上,非洲的面积比格陵兰大14倍,格陵兰的面积与非洲阿尔及利亚的面积大致相当。[back][37]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年),48章,第972页。[back][38]金融服务业的产值占百慕达GDP的90%左右。百慕达几乎是南方国家中唯一没有加工出口区的国家。国际劳工组织的报告显示:只有1,500位百慕达人从事农业与渔业。[back][39]在2001年,这些出口的95% 销往美国。 Robert C. Shelburne, “Trade and Inequality: The Role of Vertical Specialization and Outsourcing,” Global EconomyJournal 4, no. 2 (2004): 23. For data on the DR’s EPZ workforce, see Boyenge, Ibid.[back][40]「我的书最好的地方是:(1)在第一章就着重指出了按不同情况表现为使用价值或交换价值的劳动的二重性(这是对事实的全部理解的基础);(2)研究剩余价值时,撇开了它的特殊形态──利润、利息、地租等等。」马克思致恩格斯的书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第31卷,331页。http://marxists.org.[back][41]GDP 帐户是如何核算政府活动?虽然我们对政府投入的成本一清二楚,它的产出──从提供医疗卫生乃至于在阿富汗提供「安全」──并未在市场上出售,故而无法权量其售价。国家帐户假设政府提供服务的总价值与提供服务的(总)成本相当,以解决此一问题。因此公部门,就定义而言,并未创造任何附加价值。[back][42]马克思说道:「生产价格和价值的区别……在我们考察劳动常年总产品的价值,因而考察社会总资本的产品的价值时,这种区别一般来说是会消灭的。」《资本论》,第三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年),第49章,977页。[back][43]译注:通过把产品做为商品,以一定的价格售出,变现为货币,再以其他的价格,用货币买入其他商品。在此,价格与货币作为中介,把一种产品和另一种产品依某个比例交换。[back][44]David Harvey, The Limits to Capital (London: Verso, 2006), 441–42.[back][45]Gillian Tett, “Manufacturing is All Over the Place,” Financial Times, March 18, 2011, http://ft.com.[back][46]Andy Higginbottom 把这点讲得最清楚,他说道:「把(南方的)工资压得比(北方的)劳动力价值低,是全球化的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结构性、核心性的特徵,……帝国主义是一个结构性地结合了民族压迫与阶级剥削的、生产剩余价值的系统。」 Andy Higginbottom, The Third Form of Surplus Value Increase, conference paper, Historical Materialism Conference, London, 2009.[b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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